我按照对时代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时髦命名,来讨论知识的地位与内涵扩展。关于农业经济时代这个命名,虽然18世纪中叶之前的任何时期都可以用它来揭示特征,但下面的看法也是事实,即关于农业的知识在18世纪中叶之前仅占人类智力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性水平很低的一部分。整个世界史的范围内都是如此。最受尊敬的知识普遍地是关于信仰、道德与价值的形而上学的,比如在中国,有关农业的知识当时大体上不配享有作为“知识”的地位。所以,以经济的名义全称那个时代的做法只在非常有限的含义上,才能认为得当。“农业经济时代”的称谓,是经济在当代知识结构内的重要性急剧上升之后追加上去的。在上面的历史三段论序列里,它其实缺少后两个称谓那么大的对时代的指称效用。
对18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给予“工业经济时代”的命名,则相对显得恰当,这是因为,工业及其逻辑改变了已有知识的结构,并且改变了知识内部对各种智力活动重要性的分布标准。关于经济与促进经济增长率的知识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不仅原来的知识按发展的需要被要求专业化,而且,新创造的知识大体上都最终致力于进行经济上的可用性转化。另外一个表明工业经济特征控制知识概念的最大迹象,是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研究形而上学概念的方法也逐渐违背其本意。斯蒂文森用个人态度的可观测模型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维特根斯坦用数理逻辑讨论意义给定问题,华生用可察试的物理主义行为取代心理学的“意识”概念的位置,拉布鲁斯对历史采取计量化手段。这些变化发生后,学科内形而上学的知识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了。或者说,它只有通过可检验或可操作的工业逻辑进行性质改造,才能保存下来。
如果形而上学命题研究的这些变化继续下去,也就是继续被居于工业经济时代核心地位的“科学”概念支配、引导与发展下去,那么,现在已得到“知识经济时代”命名的时代可能确乎其然地出现。因为,18世纪中叶之前互相隔离的、关于形而上学与关于经济的那两种知识,现在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即在科学的同一性基础之上,对时代进行知识的全称命名变得现实了。由于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保证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更新要求提供支持(科学很难证明可以以自身为目的),而形而上学又越来越依赖它的方法论,所以,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将不仅仅是以知识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时代,而且也是知识的经济中心主义时代。那些渴望未来将科学与原来具有精神特征的形而上学平等融合的想法,用形而上学改变科学客观论的想法,从而摆脱工业经济时代那种科学垄断症的想法,至少现在看来没有多大意义。
那么,在科学与异化了的形而上学知识之外,唯一的另一种智力活动,文学创作,能不能仍独立地作为某种非科学的存在呢?
显然,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它的未来。过去200年里,文学未遭遇类似形而上学那样的被动命运(作为形而上学一部分的文学理论则无可避免地追随科学)。文学的幸运,我认为,得益于它从产生时就不把自身当作一种信仰的事业来发展的特点。尽管文学是什么的结论还未得出,但从进入文学史的那些能反映文学是什么的作品来看,它从未大规模地被信仰化过。最具文学性的地方往往最拒绝表达信仰。所以它至少可避免科学对它的基础的否定,像数理逻辑对形而上学所作的否定那样,彻底而又难以申辩。
很可能出现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都推断过的情形。在更技术化的未来,只有较多地依赖人的直觉与幻想天性的文学,能成为保护人自身丰富性的一条途径,也就是说,成为表达反对知识经济统治的可能力量。